在祖國發展的時代浪潮中，香港始終是不可或缺的關鍵力量。一批批愛國港人懷揣着熾熱家國情懷投身兩地交流與建設之中，為祖國經濟騰飛、蓬勃發展作出貢獻。而在衆多助推内地發展的香港力量中，霍家無疑是備受矚目的。這一次，我們将聽霍震霆親口講述，這部愛國港商三代傳承史書寫的，港人投身國家建設、休戚與共的深厚情誼。

中國體育重返世界

上世紀70年代，中國雖已重返聯合國，但大陸在國際體育界依舊存在感薄弱。以1974年伊朗舉辦亞運會為契機，年輕的霍震霆跟随父親霍英東積極奔走遊說，最終包括足球、羽毛球等八個項目的亞洲單項體育組織接納中國為會員。此後，霍震霆與父親繼續為恢複中國在世界體壇的應有地位不遺餘力。作為香港自行車協會代表，霍震霆首先提出的，就是恢複中國在國際自行車聯合會的合法地位。

在當時，有關台灣的會籍問題是必須解決的難題。霍震霆專程赴荷蘭約見時任國際自行車聯合會秘書長，商議決定由香港提出恢複中國在國際自行車聯合會的席位，而台灣以“中國台北”的名義在改旗、改歌等條件下也可以參加聯合會。各方激烈争辯，而霍震霆據理力争，“香港提案”最終以一票微弱優勢獲得通過。不久之後，國際奧委會通過了恢複“中國奧委會”合法席位的決議，并采用同樣的模式解決了中國台北奧委會會籍問題。

霍震霆：台灣就說，我是好會員，為什麼要我出去？我們也說，如果你堅持這樣，可能一代年輕人也不能參與國際體育了。最後我覺得，一定有一個方案是大家可以接受的。

王甯：您的方案的意思是說，我們中國一定要加入國際自行車聯合會，但同時台灣也可以在其中，但是你（台灣）怎麼存在？

霍震霆：你可以，你存在就很簡單，不許堅持你的這個旗，這個名字。

王甯：“中國台北”的那個提法是在這個提案當中出現了嗎？

霍震霆：是。因為單車的社會影響蠻大的，當時第一個突破國際組織，就是自行車。

讓本地人都進來

每個地方，總有一家酒店代表着這個地方的發展，也代表着當地人的集體回憶。在中國改革開放的路上，有一些前沿标志性的事件，廣州白天鵝賓館便是其中之一。上世紀80年代，霍英東與廣東有關部門合作興建白天鵝賓館，這是我國第一家由中國人自行設計、自行建造、自行管理的大型現代化酒店。霍震霆當年也參與其中。

34層的白天鵝賓館，建在廣州的沙面島上，廣州市民的集體回憶定格在它開業的那一天。作為近代租界，沙面島記錄着華人不得入内的屈辱曆史，1983年2月，白天鵝賓館開門迎客，對普通市民“四門大開”。那一天，群衆蜂擁而至，光廁所衛生紙一天就用掉400多卷。白天鵝賓館為當時的市民帶來了應接不暇的新事物，更帶來了新理念、新認識。

王甯：當時白天鵝賓館采用的是“三自”原則，為什麼要堅持這種“三自”原則？

霍震霆：第一，我們覺得考慮國情，它有自己的體制，怎麼樣一個一個溝通，同時，一定要接受外國的先進的經驗。

王甯：它有國際标準。

霍震霆：我們自己的設計，自己建起來，自己管理，它代表我們自己有能力的，我們中國人都可以做起來的。最後我覺得，最重要，就要給本地人看到改革開放的成果。

從石礦場到海濱新城

廣州南沙，如今承載着國家新區、自貿試驗區、粵港澳全面合作示範區等多重國家戰略，而當霍震霆第一次陪同父親來到這裡的時候，他卻感到有點恐懼。這個在當時需要花上八小時才能到達的地方，偏僻得連一棵樹都沒有，全都是石礦場。可從那以後，霍震霆每周三都會陪同父親來到南沙，風雨無阻。

改革開放後，霍英東以堅定的決心投資建設南沙，他們提出不要國家貸款、不要特殊政策、不要占用耕地，但要把南沙建設成為國際模範城市。霍震霆對父親的“南沙夢”滿懷着一種莫大的責任感。如今的南沙已經成為一個既有國際範又有嶺南風情的濱海新城，而已經78歲的霍震霆将更多的工作交給了自己的下一代。

王甯：現在您這個南沙夢變成什麼樣了？

霍震霆：已經變成大灣區的理念了，現在變成三地一個很好的平台，讓大家一起，喝杯茶，吃個煲。特别年輕人，香港現在已經改變了，每一個香港年輕人，一定去内地訪問，體驗我們的地方，我們的發展，還有我們的曆史。

王甯：你跟父親同框接受采訪的機會多嗎？

霍啟山：也不少，但是也不多。現在很多從家族、企業、社會的一些工作，也跟父親學習，希望把霍家的精神傳承下去。我們可以說是第三代，希望把這種愛國、愛港、愛鄉的一種精神傳承下去，第二就是我們可以多跟年輕人分享。